马丁·路德，一位谦逊的德国神学教授和天主教牧师，似乎不太可能发起一场革命。但当他在1517年著名的《九十五条论纲》中质疑天主教会出售赎罪券的做法时，这是一个从根本上重塑欧洲的宗教和政治动荡时代的开始。

路德对教会的挑战，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机构，是一个大胆的声明。从那时起，路德教和改革的思想携手并进。对许多路德教徒来说，改革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，一直持续到今天。

太平洋路德大学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内省。该大学计划在即将到来的路德历史性反抗500周年纪念之际，加强改革哲学。

PLU的反思年，即改革年，将提供全面的事件，并将在2017年10月达到高潮，这是路德开始他的革命的五个世纪之后。讲座、展览、音乐会和更多跨越明年将使校园社区和超越反思改革的重要性，这是路德教高等教育的核心原则的基础。

这些元素是PLU社区结构的长期组成部分，将装饰横幅，欢迎校园访客分享庆祝活动。游客、学生、教职员工也将通过互动地理教学了解更多关于路德的信息。多亏了雕塑家斯宾塞·埃宾加（Spencer Ebbinga）的工作，艺术与设计副教授，今年10月，藏在PLU校园里的21座微型路德雕像将会发出手机信号，并提供有关这位历史神学家的有趣事实。

所有引人入胜的活动，包括一些尚未确定的活动，都将在2017年10月31日的里程碑纪念日之前进行，让整个社区共同反思这场运动，这场运动今天仍在塑造我们的价值观。

虽然路德的影响最大，但他并不是第一个挑战教会领袖权威的人。萨缪尔·托文德（Samuel Torvend）博士是PLU路德教研究的主席，他解释说，路德的家乡德国已经是不满情绪的温床，许多德国人对教会的做法越来越感到沮丧。

托文德说，路德的革命之路始于他个人对救赎和诅咒问题的探索。他经常问他的宗教上级，他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在死后与上帝在一起。

“这真的把他逼疯了，”托文德说。“一方面，他被告知他可以做所有这些精神活动，而且做得越多越好，但没有人能告诉他他需要做多少。

“他的个人焦虑引发了质疑，而当他所在的德国维滕贝格教区的成员去了河对岸的另一个省，那里正在出售精神上的恩惠时，这些质疑又被激起了。”

根据梵蒂冈的说法，这些“精神上的恩惠”——赎罪券——将确保那些付了钱的人在炼狱里度过更少的时间。

这些经济和神学问题促使路德起草了《九十五条论纲》，直接反对他认为是滥用职权的做法。它是学术辩论的命题清单。他希望这会在他的同行学者之间引发一场辩论。

“他不知道的是，实际上批准出售这些精神恩惠的人，正是他寄给他论文副本的人，他说，‘这不是很可怕吗？’”托文德说。这个人就是勃兰登堡的阿尔伯特，美因茨大主教。“他出售这些个人利益，是为了偿还他为升职而向梵蒂冈行贿的钱，然后这些钱将用于建造新的圣彼得大教堂。”

教皇利奥十世（Pope Leo X）希望圣彼得大教堂（St. Peter’s Basilica）——一座精美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筑作品——最终成为他的坟墓。托文德说：“这不是关于耶稣或人们，而是关于他的个人墓地。”

路德刚刚挑战了欧洲最有权势的宗教领袖。

在宗教改革之前的几年里，异端邪说经常被宗教裁判所的代理人无情地处理。但路德的挑战出现在一个特殊的时期。

“当时的大众传播革命是印刷机，”托文德说。印刷机使得《九十五条论纲》的新闻得以迅速传播，而路德的话也得以大量生产——这些话描述了许多人已经感受到的感受，托文德说。

“这是一件复杂的事情，你可以打开圣经，找到一节经文来证明你想要的任何东西，”理查德·亚奇牧师说，他是西南华盛顿主教会议的主教，也是PLU的董事会成员。“寻求真理不是一天的简单任务，而是一生的旅程和冒险。”真相往往不是一个简单的陈述，而是许多因素联系在一起，甚至相互矛盾。”

亚赫解释说，宗教改革的两大支柱是恩典和天职。他相信这些理想在今天和在路德的时代一样重要，而且有很多东西可以从宗教改革中学到。

“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焦虑的时代，”他说。他说，随着经济动荡、战争和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新闻，许多人感到茫然。“我认为很多人都渴望某种意义上的生活。”

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职业观念——在PLU的教育使命中具有很强的价值——特别重要。“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目标和方向，”亚奇说。这是生活的一部分。但是，亚希说，“我们的生活不是没有意义的，我们的生活不是没有目的的，这是宗教改革的一部分。”

托文德说，路德实际上是让欧洲更容易接受教育的先锋。在教育改革中，路德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要求女孩和男孩一样接受教育的人，这是以前从未有人提出过的。

托文德说：“出身富裕家庭、能负担得起家庭教师的男孩一直享有特权。”“因此，要求农村男孩和农村女孩接受教育是一个非凡的、革命性的行为和要求。”

托文德还指出，在宗教改革期间，德国的城市开始通过税收来支持学校，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概念。他说：“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由税收支持的公共教育是路德的发明。”